萨福诗15首

对萨福之作品与生平的态度的转变，是在十九世纪，自觉的女同性恋文学文化出现的时候发生的，这还要多亏了法国的颓废主义，和波德莱尔《恶之花》中的名作《来兹波斯》（“Lesbos”）；萨福被加冕为第一位明确抒写女性同性爱的诗人。后来，世纪末的普鲁士学者们通过坚持她与年轻女性——萨福赞美过她们在舒适沙发上渡过的闲暇时光——的关系是精修学校的校长与初入婚姻市场的年轻女子之间的关系，来抵御情欲的萨福的日益流行。但不久之后在纸草上发现的，明显与性相关的萨福诗文，使这些拘谨的学者们的任务变得不可能完成了。

尽管萨福作为一位女诗人是不常见的，但她的同性恋的立场，在古代的环境中，却很寻常。在涉及女神崇拜的女歌，比如说，在阿尔克曼为斯巴达少女创作的，对阿尔忒弥斯吟唱的歌中，就可以发现这样的立场。同性恋也是男人写作的会饮诗的一个特征，而萨福所在的那个僭主与抒情诗的时代，确切来说也正是会饮——模仿安纳托利亚宫廷实践的，有音乐与文学助兴的酒会——风行希腊世界的那个时代。女性也会在节日举行不允许男士参与的宴会。没有理由假设在这样的宴会上，人们不唱萨福的歌。

但是，当时欧洲的多数国家中，封建制度仍占统治地位，封建势力，特别是天主教势力，还相当强大。它们在受到农民起义和资产阶级反封建反教会运动的沉重打击之后，竭力向人民进行反扑。它们通过耶稣会、宗教法庭、宗教裁判所等机构残酷迫害进步的思想家和科学家，而且颁布“禁书目录”，企图扼杀新思想。这种情况在意大利、西班牙和德意志等国家尤为严重。这些国家在文艺复兴时期曾经处在先进的行列，对欧洲历史和文学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但是，到了17世纪，它们都落伍了。意大利由于国际商道的转移，丧失了商业中心的优越地位，经济上急剧衰落。与此同时，它政治上四分五裂，再加上外国的侵略，已经变成一个战乱频繁、破败不堪的国家。西班牙已经失去其海上霸权和欧洲强国的地位，工商业走下坡路，王权日趋反动，宗教势力猖獗，国内动荡不安。德意志在“三十年战争”（1618—1648）中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战后分裂为三百多个小国，土地荒芜，人口猛减，农奴制又恢复起来。在这样战争四起、宗教反动势力猖狂一时、进步的思想运动受到沉重打击的情况下，文艺复兴运动渐告衰退。

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衰落，西欧文坛上，先后兴起“巴洛克”文学、清教徒文学和古典主义文学思潮。

◎“巴洛克”（baroque）一词来自葡萄牙语的barocco，原是用来形容一种形状不规则的珍珠，后来被艺术史家用来形容文艺复兴后期意大利等国出现的一种新的建筑风格。这种建筑一反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古朴、匀称、和谐的风格，崇尚豪华、动感和装饰美。19世纪末以来，史家们认为，“巴洛克”现象不仅存在于建筑里，也存在于当时的美术、音乐，即使在文学方面，它也是文艺复兴衰退之后、古典主义兴起之前，欧洲许多国家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巴洛克文学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学运动，有各种各样的巴洛克，但其间也有一些共同之处。譬如，巴洛克文学在思想上偏重于表现信念的危机和悲观颓丧的情绪；在艺术上，刻意追求怪谲，偏于雕琢，以至被一些史家称为夸饰主义。

巴洛克文学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较为盛行。那时，意大利已经失去其欧洲文化中心的地位。西班牙文学在塞万提斯和洛卜·德·维加之后也失去了“黄金时代”的光辉。巴洛克文学流行一时。意大利有“马里诺诗派”，西班牙有“贡戈拉诗派”。这些诗派的作品内容复杂，文字晦涩，常雕琢辞藻和堆砌典故。另外有些作家，他们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传统，然而在天主教统治的迫害之下，陷于不可调和的思想矛盾之中。他们的作品也表现出巴洛克风格，如西班牙戏剧家卡尔德隆（1600—1681）。他写过反专制反暴政、肯定现世幸福、表现人文主义思想的剧本，同时又有浓厚的天主教思想，晚年则专写充满神秘主义、悲观主义思想的宗教剧，表现了人文主义的危机。

◎英国的骑士派和玄学派诗歌被认为是英国17世纪巴洛克文学的代表。骑士派诗人大都是革命战争中查理一世的拥护者，他们的作品大多以爱情为主题，表现及时行乐的思想，在诗歌的语言和技巧上比较讲究，代表作家有赫里克（1591—1674）、加莱（1594—1639？）、萨克林（1609—1642）等。玄学派因该派诗人“喜用玄学”（德莱顿语）而得名，他们写爱情与宗教的主题，从哲学与神学中抽取意象，写论辩式的诗句。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约翰·多恩（1572—1631）。他的那些奇特的意象最受人称道。

◎英国的清教徒文学，内涵更为丰富，艺术水平更高。

1642年英国资产阶级打着宗教的旗号，发动革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1649年宣布成立共和国。1660年资产阶级对人民的进一步的民主要求感到畏惧，又与旧贵族妥协，把逃亡法国的查理二世扶上王座，英国出现了二十多年的王政复辟时期。1688年发生“光荣革命”，资产阶级发动政变，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国家，资产阶级统治才告稳定。

清教徒运动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主张“清除”国教中的天主教旧制和种种繁文缛节，反对王公贵族的骄奢淫逸，倡导清洁、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以表现清教思想为特征的清教徒文学，显示出强烈的批判锋芒，其重要代表作家是班扬和弥尔顿。

约翰·班扬（1628—1688）写了讽喻小说《天路历程》（1678），描写一个“基督徒”从毁灭之城出走，经过绝望泥潭、名利场、怀疑堡等地，历尽艰险，最后到达天国，以宗教性梦幻故事的方式讽喻现实，批判贵族阶级。

约翰·弥尔顿（1608—1674）是17世纪英国最重要的作家，也是当时欧洲最杰出的诗人。他在青年时代对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学研究有素，能写一手独具风格的拉丁文作品。早年写过一些十四行诗。革命前后，他写了不少政论文，鼓吹革命。1649年共和国成立后，革命政府处死了国王，国内外敌人疯狂攻击英国人民的革命行动。弥尔顿积极参加论战。在他担任共和国拉丁文秘书前后，写过《论国王与官吏的职权》（1649）、《为英国人民声辩》（1650）、《再为英国人民声辩》（1654）等文章，用庄重严谨的拉丁文，旁征博引，竭力为英国人民的正义行动辩护，与敌人展开公开的笔战。为了捍卫共和国，他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以致双目失明。王政复辟时期，弥尔顿遭到复辟政府的迫害，但是他对反动王朝抱着不妥协的态度。他克服种种困难，口授了两部长诗《失乐园》、《复乐园》和一部诗剧《斗士参孙》，表现出对革命的坚定信念。恩格斯认为弥尔顿是“第一个为弑君辩护的人”，他启迪了后来的革命者，是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的“先辈”。

《失乐园》（1667）是弥尔顿最主要的作品。这部长诗共12卷，取材于《圣经》，写叛神撒旦造反的故事和亚当、夏娃违犯上帝禁令偷吃禁果而被赶出乐园的故事。诗中描写的许多战争场面，可以使人联想到革命年代激烈战斗的情景。诗中最动人的形象是叛神撒旦。他反抗上帝，不屈不挠，虽然处于失败的地位，被囚于地狱的火海中备受煎熬，但仍是毫不气馁，鼓励同伙们继续战斗。他说：“战场虽失败，怕什么？这不可征服的意志，报复的决心，切齿的仇恨，和一种永不屈服，永不投降的意志——却都未丧失。”从这个形象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革命者当年的战斗精神和英勇气概，也可以看到他们在复辟时期坚持立场、继续战斗的崇高品德。诗人也批评了撒旦的骄傲、专断和欺骗行为。另外，长诗对亚当与夏娃的描写，既同情了他们对知识与自由的追求，也批评了他们未能以理智克制情欲的错误。这些都可以说是诗人对1642年革命的反思和对自己人生经验的总结。

《复乐园》（1671）也取材于《圣经》，写耶稣拒诱的故事。弥尔顿把耶稣写成一个坚强的战士，他抵制住物质的和精神的诱惑，不怕武力的威吓，坚信胜利终会到来。

《力士参孙》（1671）中的主人公很像是作者的自况。大力士参孙双目失明，在异族侵略者的奴役下从不屈服。一次，在敌人威逼他表演武艺时，拉倒神庙的支柱，使大厦倾覆而与敌人同归于尽。这是一个坚贞不屈的斗士的光辉形象。

弥尔顿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在创作上向古代学习，依照古希腊罗马史诗的体例写作长诗，依照希腊悲剧的手法写作诗剧。但是他并不受清规戒律的束缚。弥尔顿用激情充沛的诗句，在宏伟壮阔的背景上，表现革命斗争的历史，塑造革命者的英雄形象。与英国革命本身具有以宗教为外衣的特点一样，弥尔顿的作品以《圣经》为题材，而且具有明显的清教徒思想；作品中的主人公也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弥尔顿的创作对后来英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二　古典主义文学

17世纪最重要的成就是古典主义文学。

17世纪的古典主义是起源于意大利、盛行于法国、流行于欧洲各国的一种文学思潮。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就有仿古的风气，但是，这种风气形成为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却与17世纪法国专制君主制有着密切的联系。那时的法国，经过持续30年的胡格诺战争，世袭贵族的势力已经大大削弱，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处于势均力敌的状况。波旁王朝的亨利四世、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力图加强王权。他们在镇压各种反对王权的运动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

王权在本质上是代表贵族阶级利益的。但是，王权为了消除封建割据，巩固自己的地位，采取了拉拢资产阶级的政策。这样既可以利用资产阶级来削弱贵族阶级，又可以从资产阶级那里获得大量钱财，以满足宫廷的挥霍，豢养庞大的军队。所以波旁王朝的几代国王都实施一些保护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政策，甚至给予其一部分政治权利。资产阶级在这种阶级力量暂时平衡的情况下，对封建王权采取妥协的态度。王权成为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之间的“表面上的调停人”，专制政体是“作为文明中心、社会统一的基础出现的”。到了17世纪的50年代至80年代，法国专制王权在镇压了反抗王权的“投石党”运动之后，发展到极盛时期，政权集中在国王手中。路易十四宣称“朕即国家”，宫廷成了国家政治生活和文化活动的中心。政治上的集中统一，要求文艺创作也有统一的法则，有必须遵循的权威。王权有意排斥各种不利于专制统治的活动而扶植古典主义，以推进思想文化的统一。在这样的条件下，古典主义思潮在法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与此同时，出现了一种维护王权，要求文学语言规范化的文艺思想。亨利四世时代的诗人马来伯（1555—1628）最先提出：诗歌要为王权服务，语言应该纯洁、明晰和合乎逻辑性，创作要有严整的格律。他的后继者沃日拉（1585—1650）、沙普兰（1595—1674）、盖兹·德·巴尔扎克（1595—1654）等人都积极加以推行。这种主张很快就得到了王权的支持。王朝也采取奖金、年俸等制度来诱使作家为王权服务。路易十三的首相黎希留还注意从组织上来控制文学艺术。1635年，他把一个私人文学集会加以改组成立“法兰西学士院”，作为推行他的文化政策、控制文学艺术的官方机构。黎希留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各领域选拔了40名“不朽者”（意为最优秀的代表人物，且为终身制）做院士，让他们专门研究文化艺术问题，制定文学和语言方面的法规。学士院的决定如同法律，全国都必须遵守。在黎希留和法兰西学士院的倡导之下，古典主义文学很快发展起来，到17世纪60年代，已成为法国文学的主流。

在政治上拥护王权，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是古典主义文学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古典主义要求作家为专制政体服务，把歌颂国王、维护国家利益作为自己的职责。古典主义悲剧作品的中心主题就是个人感情与国家义务之间的冲突，作家主张克制个人感情，服从专制国家的整体利益。另外，古典主义作家都遵从凡尔赛的艺术趣味，带有明显的宫廷倾向。布瓦洛曾经提出要“研究宫廷，认识城市”，轻视劳动人民的艺术要求。由于王权在当时还有一定的历史进步作用，古典主义的这种政治倾向也有一定的进步性。不过最优秀的作家并不是盲目地颂扬君主，有的要求国王以仁政治理国家（如高乃依），有的对专制暴政提出谴责（如拉辛），有的认为王权应该是反封建、反教会斗争的支持者（如莫里哀）。

古典主义文学的另一个特征是崇尚唯理主义。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说过：“首先须爱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着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这里所说的理性与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儿（1596—1650）的唯理主义思想密切相关。笛卡儿在哲学上是个二元论者，他认为：人人都有判断事物、辨别真伪的能力，即良知，它先于感性而存在，是认识的来源，是检验实践的标准。笛卡儿的唯理主义肯定人的理性，反对宗教的神权和蒙昧主义，有其进步意义。他还主张人们应该用理性克制个人情欲。笛卡儿的哲学反映了17世纪法国资产阶级的进步要求，也代表了从混乱走向统一的时代趋势。他的唯理主义哲学为古典主义文学提供了哲学基础。古典主义者或写理智对感情的胜利，或对丧失理性、情欲泛滥的人物加以谴责，或对不合理性的封建思想、风俗礼教加以嘲笑。古典主义这种崇尚理性的特点，要求创作有规范，要求作品思想明晰，描写逼真，构思精密，语言规范，使戏剧艺术趋向严谨、规整，然而又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作家的想象力。

古典主义文学的第三个特征是模仿古人，重视规则。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已经掀起了学习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高潮。16世纪后半期就有人研究古代的艺术方法，采用古代文学的题材和体裁，还有人在研究古代文学的基础上制定创作规则。到了17世纪的法国，古典主义者更大力提倡向古代学习，“古典主义”的名称也由此而来。古典主义者从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学和历史中选取创作题材，借用古代形象来塑造他们心目中理想的英雄人物。古典主义者还把古代文学作品所体现的创作原则看做任何时代都必须遵从和模仿的规范，他们定出的各种创作规则都从古代文学中找到根据。影响最大的是戏剧创作中的“三一律”，要求一个剧本只能有一个情节线索，剧情只能发生在同一地点，时间不得超过一昼夜，即24小时。他们说这是亚里士多德的规定。其实亚里士多德只提到情节必须整一，并没有严格限制时间和地点。在古代希腊，由于舞台条件的限制，戏剧演出表现不出白天和黑夜的变换，而且多为独幕，自然不能变换地点，所以多数作品是符合三整一的情况的。法国古典主义因袭16世纪意大利文艺理论家对亚里士多德的误解，硬性规定多幕的长剧也要遵行“三一律”。正如马克思所说：“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剧作家从理论上构想的那种三一律，是建立在对希腊戏剧（及其解释者亚里士多德）的曲解上的。但是，另一方面，同样毫无疑问，他们正是依照他们自己艺术的需要来理解希腊人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0卷，6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古典主义重视艺术形式的完美，这是合理的，但是它过分严格的形式要求，逐渐成了创作发展的阻碍。

法国古典主义文学对法国民族文学和民族语言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对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文学，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17世纪末，法国文坛上发生了一场所谓“古今之争”。争论的焦点是如何正确评价古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种争论时起时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其间的事实说明，泥古、崇古的偏向虽然已经受到人们的怀疑，但是作为一种思潮，古典主义仍然有着很深的根基。一直到19世纪初期浪漫主义运动兴起之后，古典主义才作为一种过时的、保守的文艺思潮而在欧洲文坛上逐步消失。

法国古典主义文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以戏剧方面的成就最为卓著。高乃依、拉辛的悲剧，莫里哀的喜剧（详见本章第二节），达到了这一时期欧洲文学的最高水平。

彼埃尔·高乃依（1606—1684）是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创始人。他出身于律师家庭，自己也长期从事律师业务。1629年开始写作，1633年曾受黎希留雇用，为他写剧本台词，由于不合黎希留的心意而被解雇。1636年因发表作品《熙德》而名声大噪，后因受到攻击而辍笔数年。1640年后又写了几部重要的悲剧：《贺拉斯》（1640）、《西拿》（1640）、《波利厄克特》（1643）等。晚期创作趋于衰落。他的悲剧大多取材于罗马历史（《熙德》除外），充满着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热情，描写具有坚强意志和高度责任感的英雄人物。

高乃依的代表作是《熙德》。这部悲剧取材于西班牙历史，并参考17世纪西班牙戏剧家卡斯特罗（1569—1631）的《熙德的青年时代》而写成。主人公堂·罗狄克是西班牙老将堂·狄哀格之子，他与堂·高迈斯伯爵之女施曼娜相爱。不料堂·高迈斯因妒忌堂·狄哀格被选为太子的师傅，打了狄哀格一记耳光。罗狄克为父复仇，杀了堂·高迈斯。施曼娜出于为父报仇的道义，不得不要求国王惩罚自己的恋人。这时，摩尔人入侵，罗狄克英勇抗敌，成了民族英雄，被人称为“熙德”（阿拉伯语，“将军”、“首领”的意思）。国王做主，让罗狄克在一次决斗中取胜，成全了二人的婚姻。剧中的矛盾冲突非常尖锐，主人公的内心斗争，即义务与爱情、理智与感情的冲突也极其激烈。当罗狄克为国效劳成了民族英雄的时候，国王出面解决了这些矛盾。作品宣扬了国家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封建义务与个人感情在这个原则的统率下取得协调一致。剧中的国王是一个贤明的统治者，而不是绝对权威。《熙德》的演出非常成功，但是黎希留不满意高乃依对国王的保留态度，不满意剧本歌颂西班牙英雄而违反他的外交政策，责令法兰西学士院对《熙德》发动攻击。1638年沙普兰起草的《法兰西学士院对〈熙德〉的批评》发表，指责高乃依抄袭别人、违反“三一律”。高乃依愤然搁笔，以示抗议，但是几年后，他终究还是屈服了，在后期的几部作品（《贺拉斯》、《西拿》等）中，都不得不接受古典主义的规范。经过这一场斗争，作家们再也不敢违背“三一律”。古典主义在专制政权支持下取得了文坛的统治地位。

让·拉辛（1639—1699）是后起的古典主义悲剧作家。古典主义的悲剧艺术在他的作品中达到成熟。拉辛处在路易十四政权由盛而衰的阶段，因此，他的作品主要不是塑造理想的英雄、歌颂爱国主义精神，而是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和腐败。拉辛出身于公务员家庭，本人做过路易十四的史官。1664年后他写过11部悲剧和1部喜剧。《安德洛玛刻》和《费德尔》堪称其代表作。《安德洛玛刻》（又译《昂朵马格》，1667）取材于希腊故事。主人公安德洛玛刻是特洛伊英雄赫克托耳之妻，战争结束后，她被送到爱庇尔，成了国王庇吕斯的奴隶。国王爱上了她，一再拖延与斯巴达公主爱尔米奥娜的婚期。这时，希腊特使奥莱斯特来到，传令庇吕斯交出安德洛玛刻和她的儿子，以绝后患。庇吕斯以此来威胁安德洛玛刻。安德洛玛刻为了保全儿子被迫答应庇吕斯的要求，准备在他宣誓保证儿子安全以后自杀，然而爱尔米奥娜妒恨交集，唆使钟情于她的奥莱斯特杀死了庇吕斯。事后，爱尔米奥娜因悔恨而自杀，奥莱斯特也发了疯。拉辛在悲剧中赞扬安德洛玛刻临危镇定、理智清醒、反抗强暴、尽忠于祖国，谴责那些为个人情欲所驱使，为达到个人卑鄙目的而不择手段的王公贵族。《费德尔》（1677）也取材于希腊故事。雅典国王的继后费德尔向国王前妻之子希波吕托斯求爱，但王子另有所欢。费德尔羞愧欲死，后听从奶娘的劝告，向国王诬告了王子。国王请求海神惩罚了希波吕托斯，费德尔则受到良心谴责而自尽，临终时向国王吐露了真情。拉辛在剧本中揭露了宫廷贵族的荒淫无耻，但对费德尔的爱情表示同情。拉辛的作品结构严谨，技巧纯熟，尤其擅长心理分析。拉辛的晚年，专制制度日趋反动，他的创作中的反抗精神也有所增强。1689年后写的两部悲剧——《爱斯苔尔》（1689）和《阿达莉》（1691）取材于《圣经》，反对国王的宗教迫害，表现了人民以暴力反抗暴君的主题。

尼古拉·布瓦洛（1636—1711）是古典主义的理论家，他总结了高乃依、拉辛、莫里哀等作家的经验，写成诗体的理论著作《诗艺》（1674），被认为是古典主义的法典。布瓦洛认为“理性”是艺术的最高准则，并继承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提出理性、真、自然三位一体的主张：为了求美就要求真，也就必须模仿自然（“我们永远也不能和自然寸步相离”）。他所说的自然，内容狭隘，不外乎宫廷和城市这两个方面，但是其中也包含着关注现实的艺术要求。布瓦洛又把古代希腊罗马作家的创作经验当做永恒不变的准则，制定了各种文学体裁必须遵循的法则，其中虽有合理可取的因素，但硬性地规定法则却成了对创作的束缚。这部作品对法国和欧洲的文学产生过很大影响，成为欧洲文艺理论史上一部重要的著作。

推荐阅读：

朝发宜都渚 浩然思故乡 故乡不可见 路隔巫山阳